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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的合规风险及防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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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5日晚上,郑州空姐李明珠在执行完航班任务后,通过滴滴叫了一辆顺风车返回市内,结果惨遭司机杀害。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轰动。人们为这样一位年轻美丽、充满希望的生命过早逝去感到惋惜和痛心,也为这个家庭的巨大不幸深感同情,同时更气愤于网约顺风车这种经营可能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潜在危险,质疑滴滴公司是否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责任。


空姐遇害案件,表面上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其实暴露出来的是对滴滴公司的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合规风险这个大问题。因为空姐是被司机杀害的。司机为什么要对空姐下手?为什么又能够得逞?这是一起小概率事件事件,还是从制度上可以防范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回答和解决,类似空姐遇害案还可能会再发生,还会有更多乘客的人身安全遭受危险。本文讨论的正是如何识别和防范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的合规风险问题。


一、如何甄别网约顺风车模式的合规风险


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的合规风险,其性质是企业产品合规问题,是作为互联网企业为公众提供的网约车服务可能存在的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社会伦理的风险。因此,要识别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的合规风险,就必须从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社会伦理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首先,从法律法规维度看,乘客选择通过滴滴平台打顺风车,实际上是和滴滴平台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叫《滴滴顺风车信息平台用户协议》。根据这份协议,滴滴公司为乘客提供的是顺风车的信息,这属于一种信息中介服务。按照《合同法》该服务的性质是一种信息撮合,即滴滴公司为乘客和车主之间签订承运合同提供信息,法律上称之为居间合同服务。基于这种居间合同服务性质,滴滴公司不承担车辆运输责任,那是车主的责任。所以,对于空姐的遇害,司机要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因为司机已畏罪自杀,刑事责任已无法追究,但民事赔偿责任仍然应在其个人财产的范围内承担。


那么,滴滴公司对此应承担什么责任呢?根据《合同法》第425条,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作为居间人的滴滴公司,即使可以肯定其主观上有明显过错,但也不属于故意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而属于一种平台的过失责任。其内涵是,作为提供海量顺风车信息的机构,滴滴公司应该能预见车主可能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的危险,而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采取有效措施的责任。按照《合同法》第425条,这一过失责任并不在规定范围之内,所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滴滴公司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法律规定滞后。


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滴滴公司为何要承担这一注意义务?笔者认为,这一注意义务的来源是社会公平原则。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滴滴公司所承担的居间合同义务仅仅是“撮合”,并没有充分反映平台的“公共属性”。如果数以万计乃至千万、亿计的用户被它同时撮合,而平台仅仅承担信息中介义务,不承担乘客的安全保障责任,这与它的获利程度是远远不匹配的,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在这一点上,滴滴的信息撮合服务与传统的居间服务有很大差别。传统居间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不是虚拟空间,居间人对签订合同双方一般比较了解,在提供撮合服务时也提供了自己对交易风险的判断。但在网络虚拟空间,信息有很大的虚假性,如果没有高明的识别技术,海量撮合信息的积聚也意味着风险的快速累积,一旦爆发可能就是重大危机,空姐遇害就是一个最现实的典型例子。


其次,从行政监管的维度看。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令2016年第60号),这一部门规章对汽车经营公司提出了安全管理要求,但仅限于出租汽车,不包括专车、快车或者顺风车,无疑存在政府监管的法律真空地带。空姐遇害案发生后,我们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到,2018年5月16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的领导就网约车平台发展接受央视专访,称“网约车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保障乘客安全也是网约车规范发展的底线”。虽然监管部门有这样的表态,但内容很抽象,没有具体监管措施和标准,所以对于网约顺风车这一商业模式的合规风险,交通运输监管也是滞后的。


再次,从社会伦理的维度看。如前所述,对于滴滴公司这样的信息中介平台,刑事责任一般追究不到,如果民事赔偿责任依据也不充分的话,再加上行政监管也不到位,那平台经营无异成了“三不管”地带。这种情况下,网约车的合规问题所暴露的社会公平的缺失无法有效解决,所以我们的合规监管需要从社会伦理角度加以弥补。总的来讲,滴滴平台在设计网约顺风车商业模式时,应对车主司机的人性恶的假设作为前提。一方面顺风车虽然都是公众私家车,但车主为了赚钱,很可能将其发展为实质上的专车和快车业务,由于它的准入门槛低,就会给很多品行不端、素质低下的人以可趁之机,他们可以一改过去拉黑车打游击的状况,堂而皇之做起顺风车生意,或者很多失业的人因此干起了顺风车生意;二是从乘客角度来讲,由于顺风车的拼车费用低,对公众极具诱惑力,加之网络便利,在缺乏足够的安全风险提示和保障的情况下,乘客将处于高风险之中。


车主和乘客两方面的因素,使网约顺风车的不安全风险系数处于较高位置。通俗点讲,司机觉得成本低、便捷,倾向于选择坐顺风车;乘客也觉得成本低,倾向于选择坐顺风车。在两股力量的利益驱动下,人们的安全意识会大幅下降,如果平台不做好相应的安全保障,就会使乘客处于放羊状态,危险系数大大增加。本案被害人李明珠在这方面的安全防范意识就比较薄弱,之前她父亲就提醒过她坐顺风车注意安全,此次事件她上车后还与室友微信聊天称:“遇到了一个变态”,“说我长得美,特别想亲我一口”,在司机已经露出端倪的情况下,她都没有保持警惕并采取立即下车等防范措施,说明其安全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如果平台提供足够的风险提示和报告机制,司机也会心存忌惮而有所顾忌。所以,在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上,不能完全依赖于乘客个人,必须由平台提供引导和保障,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所以,从社会伦理角度,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滴滴网约顺风车的商业模式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实际上,安全风险是网约车商业模式的最大合规风险,也是最基本的合规风险。经营网约车平台的企业,只有在尽到足够充分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下,才有资格开始提供网约车服务。和P2P平台一样,网约车平台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合规先行”、“监管先行”,合规才是它们的价值源泉。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最大不同之一。最近频繁爆发的P2P平台爆雷事件,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充分的合规保障,赚快钱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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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简介

姜先良律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商业合规部负责人。北京市法院前法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法学学士、刑法专业硕士,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员。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高级合规主管。在大型企业、上市公司的合规管理方面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合规咨询、培训、合规调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先后为壳牌石油、西门子中国总部、中国核工业集团、北京二商集团、中铁建第五设计院、中关村科技企业等跨国企业、上市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做过合规专题培训;为多家互联网创新型企业做过专项合规法律咨询;办理过上百起企业内部反舞弊调查、大型专项检查以及刑事被害人法律代理,在企业应对外部执法调查和处理舆论危机事件方面有丰富经验,目前已经开发形成较为系统的企业合规法律服务产品体系和律师的商业合规法律服务模式;同时还为地方政府、商会、促进会等平台提供系统性的企业合规法律服务。执业领域:企业合规、刑事辩护、复杂商事争议解决、民事执行和不良资产处置。


主要联系人
姜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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