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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虐童问题治理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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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携程幼儿园虐童事件,到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一南一北两大中心城市发生此类令人震惊、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就像两颗定时炸弹,在全国和网络世界掀起了对幼儿园教师师德和幼儿园管理的强烈质疑甚至集体性讨伐。从网上看到的当事者家长的悲愤,已演化为这一家长群体的集体忧虑、不满和无助。虐童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涉及到对目前幼教行业的整体性反思,以及由此延伸的对政府面对幼教事业及产生的突发问题的治理能力的反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目标确实关系到千秋万代。但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教育事业格局中,幼儿园教育实际成了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社会管理也最为薄弱的环节,这深层次反映了我们现代化教育理念的缺失。事实上,一个人的教育,应该贯穿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


长期以来,因为生活的贫穷和资源的缺乏,政府把有限财力投入到学龄儿童以上的教育工作中,长期以来更多关注中学和大学教育,直到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从教育旨在开发人的智力、注重人的精神健康和塑造人的品格的根本任务出发,每个人并不是只有从小学开始才需要教育的,事实上从出生那一刻起,教育的必要性就产生了,教育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是教育方式和所承载的教育内容不同而已,不应该有厚此薄彼的重要性差别,漠视家庭和社会教育归根结底是教育功利化思想的体现。因此,幼儿园虐童问题的的频发,某种意义上是教育理念的缺陷,理念缺陷必然导致工作缺位,工作缺位必然带来管理失范,深受其害的就是这些幼儿和家长。


从上述认识出发,关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重视幼教事业的思想指导,也是我们处理出现的幼教问题的指导,包括幼儿园虐童问题。事实上,我们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当把幼儿园教育摆到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这绝不是因为目前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而是在整个教育事业格局中它具有“基础中的基础”之地位。


理由是:一是幼儿园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萌芽阶段,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身心智发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幼儿时期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懵懂时期,而是一个智力和情感快速成长的时期,所以我们的教育事业格局应该快速扩大到幼儿教育,教育工作应该大幅前移;二是由于理念和工作的滞后,实际已经形成幼儿的教育水平和教育需求之间不相称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幼儿园倾向于找一些稍有文化水平、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德行修养要求不高的人做教师,这种情况大量存在。


实际上,幼教老师在品行德性、举止修养乃至脾气秉性方面,丝毫不低于青少年教育和大学教育。面对一个刚脱离襁褓不久的娃娃,一名幼儿园教师应具有慈母般的爱心和启迪智慧的本领,这种综合素养相比较侧重应试教育的仅具有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老师,要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现实中,有多少幼儿教师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当然不得不承认这里面有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试想,如果一名幼儿教师的收入在他看来还不及一位月嫂或家政保姆的话,高素质的教师也很难聘请到,这就是政府需要着重考虑和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个人认为,综合治理日益突出的幼儿园虐童问题,应从改变教育理念入手。首先,要短期内集中力量做好对幼儿园园长和幼儿教师的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大引导改变民办幼儿园利益驱动的错误思想;


其次,建立幼儿园教室透明工程,采用信息化的手段,将学校教育向家长全程公开,加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监督,形成强有力约束;


再次,建立严格的幼教市场淘汰机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幼儿教育格局。此外,政府要引导建立儿童权益保护的民间组织,赋予他们发现、监督和纠正各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



法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但面对诸多教育问题,法律往往显得非常滞后,当我们看到涉事家长向警察控诉而警察也表现得非常无力时,我们无法去埋怨这些执法人员,因为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只能说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还有很多漏洞。只有通过改变教育理念,进而带动社会资源更加全面合理的配置,对一切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形成自发的免疫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才是治本的举措。


因此,在对待教育问题上,永远是预防大于惩治,我想只有真正预防到位了,才能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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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先良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和刑法专业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央金融企业和世界五百强企业合规高级主管。现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商业合规与公司治理业务部副主任,主要业务领域:刑事辩护、企业合规和风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


主要联系人
姜先良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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