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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刑法对猥亵行为打击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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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网络与新闻媒体曝光了很多猥亵事件,有女童遭养父母家中义兄猥亵,有成年男子遭私人教练猥亵,有学龄儿童被家教老师猥亵,有女子在电梯里遭邻居猥亵、在地铁中遭男子猥亵,甚至还有醉酒男子遭路边乞丐猥亵的。各种邪恶的猥亵行为层出不穷,在人们能够想到的社会关系中都存在着猥亵发生的可能,且不论猥亵者与被猥亵者的性别身份年龄,对公众的思维边界和想象空间形成了巨大冲击。


猥亵行为侵害了人对性的羞耻心和人格尊严,如果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必然使侵害者更加肆无忌惮,逐渐破坏人与人之间应秉持的相互尊重、恪守人伦道德底线的社会共识。更严重的是,由于猥亵行为主要针对未成年人,它的蔓延将严重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未来。刑法作为治理社会最严厉的手段,面对各种猥亵行为和老百姓的普遍隐忧,应当有所作为,加大对猥亵行为的打击力度。


一、关于猥亵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在刑事立法层面,在97年以前,性侵害犯罪除了强奸罪以外,都是用“流氓”这一口袋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97年新刑法实施之后,流氓罪予以废止,从中分解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三个罪名。其中,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犯罪对象为年满14周岁的妇女;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为不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随着社会发展,针对猥亵行为对象中缺少对14周岁以上男性的保护,《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237条作了修订,改为“猥亵他人”,不论男性女性,不论成年未成年,他们的性权利都将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此外,《刑法修正案九》对“聚众猥亵”、“公共场所猥亵”以及“猥亵儿童”等情节,都明确了加重处罚原则。


从上述猥亵犯罪的刑事立法沿革,可以充分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公民权利保护的需要和对立法的促进作用。当然,刑事立法在及时回应社会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大司法的力度。在笔者看来,近年来猥亵事件频发的态势,使我们更应当多关注刑事司法层面的问题。就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言,法律执行的及时性比法律条款的严酷性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未来猥亵犯罪刑法条款的执行,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是“非犯罪化处理倾向”,即可能将本该入罪的猥亵行为代之以教育批评、纪律处分或者是治安管理处罚。我们国家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是量化的,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程度的行为才可能入罪,刑法第237条猥亵罪的起刑点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并非所有猥亵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理。


那么,什么样的猥亵行为达到了入罪标准?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并不明确,在执法者的思维中还有很多模糊地带。比如关于猥亵行为方式,较为普遍的共识是对他人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手淫等行为,不包括性交行为,但对男性的猥亵则可以包括奸淫行为,因为刑法中强奸罪的对象仍然仅限于妇女。


除行为方式之外,司法判断猥亵行为是否入罪,将标准更多定位于“被害人是否有其他危害后果(如自杀、自残)”,或者“事件引发的社会影响大小(如媒体报道、网民反应)”。这一判断标准仍然过于狭隘。


就猥亵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而言,应当从被害人性权利保护的角度,全面关注猥亵行为的发生背景、行为双方之间的关系、行为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发生地点、行为方法、动作强度、被害人反应及造成的后果等等,这些要素能不同程度反映行为的恶劣程度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而单一地将标准集中于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不可能做到全面及时地打击猥亵行为,更无法有效遏制猥亵事件频发的态势。


二、加快形成猥亵行为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加强对猥亵行为的刑法打击,除了有效震慑犯罪外,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积极引导形成对猥亵行为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刑法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向标作用。


通过对猥亵行为的个案处理,执法机关积极加强对社会各单位、各行业组织在保护公民性权利、打击猥亵行为的舆论和标准引导,促进政府和组织加大资源投入,推动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逐步形成对猥亵行为及时揭露、抵制和严惩的治理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父母应更多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监管责任。


在未成年子女的对外交往中父母要坚持多陪伴,而不是放任。尤其在有非亲生子女的家庭中(如存在收养关系、继父母关系的家庭),父母的监管责任更加重大,因为这些家庭相对而言发生猥亵行为的概率更大。在南京猥亵幼女案件中,养父母对亲生儿子猥亵养女的行为放任不管,完全不作为,这里是否应当据此解除其收养关系,或者追究养父母的法律责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是家庭、学校应加强对儿童的性教育,让未成年子女增强性权利保护的观念,并提高他们预防各类猥亵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三是鼓励有关保护妇女、儿童社会组织以及反对性骚扰的服务机构和平台,加大对反猥亵、性骚扰行为的宣传力度,积极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四是各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重视道德在内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倡导平等、和谐、尊重的价值观,努力消除猥亵行为滋长的社会土壤。


五是执法部门应坚持“露头就打”的原则,鼓励民众加强举报和控告,形成对猥亵行为打击的高压态势和持续效应;


六是政府应当加大对打击猥亵行为的舆论和政策引导,形成社会对猥亵“零容忍”态度,赋予社会更多的正能量,增强公众在加强自我保护和关爱他人中付诸行动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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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先良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刑法专业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央金融企业和世界五百强企业高级合规主管。现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商业合规与公司治理业务部副主任,主要业务领域:刑事辩护、企业合规与风控、民事执行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



主要联系人
姜先良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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