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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影响性诉讼与无讼的影响

题记:

本文是《律师文摘》2015年第一辑的卷首语。作者是“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今年年初的中国影响性诉讼评选十周年论坛,中闻律师事务所正是活动协办方之一。

1月18日,我参加了“中国影响性诉讼评选十周年论坛”,第一次与闻所谓“影响性诉讼”( Impact Litigation ),大概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个案,能落实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影响国家官员和社会公众法治观念的增进,推动立法和司法改革。其价值标准在于能让人们在每个诉讼案件中感受到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公平正义。

对“影响性诉讼”这一新的概念、命题,也不妨作些逆向思考:开创有“影响性诉讼”很好;无诉讼或不准诉讼,不按正当程序进行诉讼,其影响又当如何?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其直接导火线仅仅是统治者未经正当诉讼程序,把一名武士和一位外交家关进了巴士底狱,引起巴黎市民的极大愤怒,尽管当时该监狱里只关了7名囚犯。而同一时期的英国监狱中因负债关押的囚犯有百人之多,但他们是经过诉讼程序“合法”地被囚禁的,故而没有引起革命暴乱。再如近年阿拉伯爆发的“颜色革命”,直接导火索也仅仅是城管人员未经法院诉讼判决就擅自打死一个摆摊的小贩。

我国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也往往是由于公众受到贪官污吏的掠夺打压,诉诸司法机关被闭门不理,或枉法裁判,从而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放弃诉讼,转而 “上访”。 上访又因官方借口“维稳”而被“截访”,终至逼上街头, 酿成群体性维权事件。——这或许就是追求“无讼”、乃至“禁讼”的恶劣影响。

孔夫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打官司终究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最好是“不讼”,最理想的社会是“无讼”。这无疑是建立在并不存在的无矛盾与纠纷上的虚幻愿景。

要惩治犯罪,直接诉诸行政强制手段当然痛快省事。之所以要设立司法机关(主要是审判机关),推行诉讼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社会主体提供司法救济权利以抵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司法机关不仅是国家权力机关,更是社会的维权机关:在诉讼过程中,除了有检察官起诉和监督,法官受理和主持审判外,还必需有公民、社会成员(原告、被告、律师、陪审员、证人以及鉴定人等等)直接参与。这就使国家司法权渗入了、融合了社会主体的权利和社会权力,成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权利的“合金”。通过控、辩、审三方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程序,得以辨明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求得诉讼的公平正义。因此,能严格按照法定的正当诉讼程序进行诉讼,可以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必定比越过司法程序直接使用专政暴力要文明和公正,所以才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数据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已是诉讼社会,这并非坏事。相反,一味追求“无讼”,并非福音,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打压正当的、合法的诉讼,更是违宪行为。在诉讼中非法剥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检察或审判机关不问情由,拒绝立案,或长期羁押,拒不审理,或指斥律师是“为坏人辩护”、“有立场问题”,压制律师合法的辩护权利和其他权利,等等,司法机关就会由社会维权的机关异化为制造社会不稳的祸首。

看来要实现“影响性诉讼”首先应当是积极受理诉讼。四中全会决定中所要建立的“法治社会”,其重要构成元素也应当是“诉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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