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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备受争议的十年

内容提要

近日,河南大学生掏鸟被判十年的案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各方声音层出不穷,同情者不在少数,表示称赞的也大有人在。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备受争议的十年判的究竟有没有道理?中闻所律师闫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关于此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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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在校大学生闫某,放暑假和王某掏鸟窝,抓了1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因涉嫌犯罪,二人分别被判刑10年半和10年。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瞬间火暴网络,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通过网络上的讨论分析,现在网络上的议论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部分人认为掏鸟窝被判10年,量刑偏重,另一部分人从法律角度分析,认为事实确凿,适用法律准确,量刑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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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价值判断冲突

自关注此事件后便查询了相关的法律,大学生闫某从现行的法律角度来看,确确实实违反了法律。《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此案备受人们争论的背后终归是不同主体对大学生捕猎燕隼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认识程度存在差异。公众不理解的是,两位学生的行为固然可恶,但用10年的刑期来惩罚似乎用力过猛。

法学博士、北京建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周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么大的争议主要是折射出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在心理诉求以及这种诉求在个案上的反映。”

从客观方面来讲,法院的判决是严格依法做出的。此判决一出民众很容易将其与诸如强奸、行凶等犯罪对社会的负能量较大的行为进行对比。虽然这些不同犯罪的量刑标准没有可比性,但是大众会从社会道德层面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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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闫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掏鸟案从社会危害性来讲不是很大,同因为贪污受贿几千万,也就判十几年相比,普通民众可能觉得量刑不公、罪责刑不适应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响。”

大学生闫某所在的土楼村经过村支书的证实,全体村民曾签署了一份“联名信”,向政府求情希望减轻对闫啸天的处罚,给他一个悔过自新重返校园的机会。有这样的行为表明闫某的品行不坏。从主观来看,民众不是怀疑这一判决有问题,而是想知道法院判决时,自由裁量的界限。

据有关报道,湖南两位农民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架设高压电网,捕杀了一级珍稀动物林麝两头、二级保护动物黑熊三头,卖的卖,吃的吃。跟在家门口掏鸟窝的行为比起来,这种在保护区里猎杀的行为其实要严重得多。但主犯也不过判了6年。再与此事件相比,在大众的意识中,违法了这不否认,但是量刑却有些过重。

周雷律师表示,“掏鸟案之所以会被争议主要有3个点:一是青年大学生身份问题,容易引发同情和怜惜;二是涉案鸟类的珍稀性所反映的环境资源权和人身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之间价值冲突;三是量刑是否畸重。这是事实和价值的判断冲突所引起反响的根源。”

“此事件最根本的问题是量刑问题,大众追问的实际是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否获得类似或者相同的公平公正的处理。就像若干年前的许霆案一样。举例说,就像上千万的贪贿犯罪,判刑10年多点,而16只鸟也是10年多点,如何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此案件巨大的社会反响的根本引爆点。”周雷律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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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量刑的主客观一致性

森林里的动物,千千万万,哪些是保护动物哪些不是,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森林警察是专家,可是村民不是,对警察而言,被猎杀的是一只珍惜动物。在普通人的头脑里,珍稀动物应该呆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才对,怎么会出现在田间地头呢?

闫创律师表示,“大众对《刑法》341条,非常陌生。大学生闫某主观上是否对隼这种鸟有认识,即是否明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而去实施违法行为,实际上就是法院的定罪量刑,是否做到主客观相一致。即主观上有犯罪的意识,客观上也有这样的行为。

周雷律师表示,“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我国刑法的立法技术还有待完善。首先就是立法体系公平适用,同罪同罚毫无疑问,异罪但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也要同罚。其次,就是罚金刑的过少,而自由刑则占主导地位。对于类似犯罪可以采取重罚金,轻自由刑的方式。二是我国对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立法包括这方面的刑事立法宣传不够,法律意识并没有深入人心。

或许国外的一些法律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比如美国在立法、保护方面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依据美国1940年生效的《白头海雕和金雕保护法》,偷猎白头海大约判两年左右,轻罪可判10万美金,重罪可判25万美金,并分次累计计算金额。

周雷律师还表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首先立足于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现行刑法对于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有明文规定,并且量刑幅度在法定的范围内。那么就应该执行现行生效的法律。其次,通过法律的适用和社会效果来检讨法律规定本身的正当性和适用性,然后再通过立法技术的提升逐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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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创律师表示,“法律学者通常以"恶法非法"代表自然法学派,以"恶法亦法"代表法律实证主义,并由此在二者间形成简单的对立。其实无论是批判或者同意,大家内心都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

辽宁大学法学院刘洋教授曾提出,行有制,思无涯。“行有制”是说行为要有所限制、行动要遵循制度,这是“法”的要求;“思无涯”是说思想是自由的、应当永远敞开反思和批判的空间,这是“理”的本性。二者合起来正是对“法理”精彩的概括。法律实证主义的始祖边沁曾言,“严格地遵守,自由地批评”,“行有制,思无涯”与此如出一辙,在法治社会实可作为每个公民应持守的座右铭。

记住法律条款不难,难的是法律条款如何适用到具体案件。这就需要法院在判决的同时,辅以必要的普法和释疑工作,让法官的依法判决契合民众的普遍认知,使得任何一起判决既经得起法律经验,也能达到社会预期的警示作用。而这才是舆论热议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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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莫成为审判者

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每个群体都可以为自己代言,大家众说纷纭,司法判决缺乏公信力,随着舆论的监督、媒体的报道而随时改变,比如因为关注而启动再审、对该案的调查等。

闫创律师表示,“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还没有真正有效地落实,即不能做到同案同判,社会民众觉得裁判不公。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即维持既有判决的既判力。法院自身内部也需要有良好的自身纠错机制和法定程序,不能仅仅以媒体、民众是否关注作为纠错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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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电视节目里,主持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分析说,这个判决会不会成为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里程碑”呢?引用这样的事例来引导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错,但是以毁掉一个大学生的方式去“宣传”,把过重的刑罚拔高为“里程碑”,这样的惩罚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否过于严厉?宣传保护野生动物不能让某一个人来为此“买单”。把保护动物和关爱人这两种价值对立了起来,很容易让公众产生厌恶心理。

周雷律师表示,“在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要加大立法方面的宣传和法律执行方面的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认知水准。司法机关和主管部门要及时合理引导舆论依照法治轨道进行,同时新闻媒体也要建立法律顾问和法律咨询机制,对于具体案件报道要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避免误导性宣传影响司法公正。”

我国的动物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宣传保护工作几乎难见,大众缺乏认知极容易与法律规定擦枪走火。大家都知道野生大象是保护动物,很多人自愿地加入到保护野生大象的行列。其主要原因就是宣传到位,让大众的意识里明白大象是需要保护的。我们不能说每一种保护动物都去宣传,而是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树立人们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观念。

就此事而言,保护宣传需向大众普及,同时媒体的专业报道,将会给旁观者提供更好的认知。否则一起很好地普及动物保护法律及探讨法律完善的机会,只能变成大众的宣泄。

大学生掏鸟窝被判10年,固然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也能通过这一判例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让不法分子对野生动物的捕猎和买卖收手。但从法治角度,民众更希望,法院的每一次判决,除了依法还需要释法,让民众从中感知法律的威严。

一个网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引导人 ;法律保护鸟而不是为了摧残人,而是为了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最后落脚点还是为了人。不要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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