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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 | 住院期间的读书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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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需要接待客户、开庭、带团队、研究案件、做总结报告等,每天的工作忙碌而琐碎。以往,我只顾埋头干活,很少对工作和生活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总结,直到2021年10月底,我突然受伤了,需要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在这段时间里,同事们承担了我的大部分工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医院不允许陪床和探望,这反而给我留出了一大段时间来进行学习、总结和反思。以下就是这段时间我做的事情。

 

读书

 

住院期间,除了和医生、护士打交道,接受手术和吃饭、睡觉,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以前,每天很忙碌,想读书却没有整段的时间,我只能利用零碎的时间读几页。有时,读了几页就放下来,再拿起来读,可能就是一个月以后了。

 

办理住院手续之前,我特意带了两本书,怕不够,我还带上了电子阅读器。此外,我又带着笔和本子——这是我读书的习惯,遇到需要思考的地方,我会在此处逗留很长时间,先把书上的文字抄下来,再把自己的理解写下来,供日后参考。

 

这次,我主要读了两类书籍:一类是专业书,如法院的判例及其解读;另一类是法律人写的随笔,如王利明老师的《守拙集》。

 

第一,作为一名律师、一名实务法律从业者,我们需要大量阅读案例。

 

著名的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在法学院校时,我们学习了书面上的法律,参加工作之后,我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除了要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律发生了哪些变动,修改了哪些条款外,还需要知道法律是如何解释的,是如何适用的,对法条的理解是如何变动的。

 

住院期间,我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近两年有关知识产权、人格权、合同纠纷等方面的案例集。在看案例集时,我发现了一些自己之前没有关注过的情况,例如,在微信群里辱骂一个人,是否侵害了对方的名誉权,辱骂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一个人的照片,并且公布这个人所做的违反道德的事情,是否侵害了这个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等。

 

法律一经制定和颁布,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但是,社会在不断变动,新的情况层出不穷,如何将法律规定适用于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律师要格外关心的。在研究这些案例的过程中,我对一些法律规定甚至法学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之前自己理解有所偏颇的地方再次进行了思考。

 

第二,读法律人写的随笔,让我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我主要读了王利明老师的《守拙集》,读认识的人所写的随笔,与读不认识的人所写的随笔感触不同,或者说更能感同身受。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上学时,王利明老师任法学院院长,他与王轶老师一起为本科生教授《民法学》这门课。当年,我学的专业是知识产权,并不是王利明老师的学生,但我对《民法学》这门课非常感兴趣,每节课我都会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旁听。当时旁听的人不只我一个,前排坐着的是本科生,后排有很多硕士生、博士生。想听王利明老师的课,每次都要提前去教室抢位置,要不然就没有座位了。王利明老师很少照本宣科,他经常讲一些前沿问题,那时,我还为这些本科生瞎操心:这些孩子能听懂吗?后来和这些本科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都非常优秀,在上课之前,他们早就把课本读完了,如果再给他们讲解课本上的内容,反而浅了一些。

 

工作之后,我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涉及合同、婚姻、继承等民法学问题的案件,还得感谢当年王利明老师、王轶老师的教导。在遇到难题时,我还是喜欢搜索王利明老师的论文或翻看他写的书,在其中寻找答案——可能这是我对路径的依赖,我总感觉对于同一个问题,王利明老师写的会比其他很多老师写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

 

《守拙集》并非王利明老师的专业性文章,而是他的随笔,其中包括了他对治学、工作、生活的理解。对于王利明老师的情况,除上述提到的外,我知道他不仅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还参与大量立法工作,同时在学校上课、开展讲座、指导学生。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身兼数职还能著作等身的。

 

在这本书中,王利明老师讲到:“四十年间,我每日都不敢懈怠,不曾贪玩,不愿浪费光阴。”这不就是孟子所讲的“勿忘勿助”吗?反观自身,曾经努力过,也曾经懈怠过。兴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努力工作、学习,一旦松懈下来,又会感到茫茫然。

 

今年,我已经40岁了,到了不惑之年。虽然精力充沛,但是应知能为社会服务、能发挥自己价值的时间越来越少。像王利明老师这样的法学前辈尚要“不敢懈怠”,我作为晚辈更要不断反省自己,在往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勤于钻研,不敢懈怠。

 

对律师工作的反思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谚语是有道理的,因为住院的感受真的不好。这里所说的“感受不好”,并非指做手术、输液等必要的治疗措施(在身上动刀子、扎针自然不好受,但我们也懂得这都是必要的医疗措施),而是指医院的服务。

 

我所在的医院是国内较好的医院之一,医疗水平非常高,但与医疗水平相比,服务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为了表示我并非找茬,下面举个例子:

 

我是因腿受伤去住院的,做完手术第二天,护士工作台接到电话,说我的社会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我马上去一楼的收费窗口,否则就需要自费。没有办法,我只能请护工把我推到一楼。

 

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医保卡在刷卡时读不出信息了。收费窗口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医保电子凭证的二维码,我赶紧找出来给他,结果还是读取不成功。工作人员说:“你去找社会保障局吧,或者自费。”我有些生气,我判断这和社会保障局没有关系,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老老实实地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间断,而且挂号时还正常使用了医保卡。再说,没有出院,我也没办法去找社会保障局。我询问他,能否等我出院之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对方回答说,不行,要么现在解决,要么自费。

 

后来,我灵机一动,说:“您再试一次行不行?把二维码刷新一下。”

 

工作人员又试了一次,结果这次医保卡可以使用了,问题解决了。我不用去社会保障局,也不用自费了。

 

后来,我和一位医院的朋友通过微信聊天,就向他“抱怨”了医院的服务。这位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当我们寻求法律帮助时,那种感觉和你现在是一样的。”

 

我不禁反思:难道当事人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与我在住院期间的感觉有相似之处吗?难道我们律师的服务也有不近人情之处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律师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服务。以前我总觉得,我们提供的服务还不错,是否因为我是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与接受服务的当事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呢?

 

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两者都是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医生通过专业知识解决患者的疾病,法律人用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的“疾病”。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与接受我们服务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可能当事人根本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需要向他们解释清楚。

 

我进一步想:当事人遇到了法律问题来找律师时,是否也像我们生病后去见医生时那样忐忑不安,那样想得到帮助呢?当事人是否希望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工作人员处得到更多的笑脸呢?当事人是否希望我们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法律知识呢?他们是否也希望遇到一名专家级律师,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时,希望能有一位主任医师来主刀呢?他们是否也希望律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照顾到他们的心理,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呢?

 

住院这几天,对照平时的工作,我一直在反思这些问题。有些方面的确需要改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当事人的心理需求,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生活在北京这座大城市,忙碌是大多数人的日常状态。这次住院的经历对我来说,好似踩了一脚刹车,忙碌的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我感谢这段住院经历,让我能静静地读书,让我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过,这次的暂停毕竟是被动的,以后每年我要主动踩一脚“刹车”,除了埋头干活,也要抬头看路,仰望星空。

主要联系人
赵虎
POST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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